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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父亲皮宗石

      转自平江不肖生后裔的博客 网站链接

      前段时期住在武汉的亮叔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发给我,他在电话里对我讲,这些历史是写给我们这些后辈们看的,希望我们不要忘记祖先们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亮叔的母亲和我父亲母亲是亲姐妹,亲戚关系很近。我认为此文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相片尤为珍贵。

      在南京民国时期总统府、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内,陈列着许多民国政府时期的文物。其中有一件是皮宗石的简任状,放在一个很精致的玻璃展览柜中供游客参观。简任状编号为“简字第贰贰贰号“,文曰“任命皮宗石为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此状”。署名是常务委员胡汉明、古应芬、伍朝枢、张人杰。时间是中华民国十六年八月五日,盖上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大印。

      皮宗石、字皓白、别号海环,一八八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生于长沙东乡福临铺西冲皮家大屋一个普通人家庭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因患脑溢血在武汉市去世,终年八十岁。

      他十五岁进省城长沙求学,先习武,进武备学堂。当时学员两个人睡一张大床,挂一顶大蚊帐,他与程潜同床。在一次骑马练习中,从马上掉下,从此惧怕骑马,弃武改学文,入城南书院。但他在武备学堂与程潜已结下了友谊,日后程潜在与他书信来往中,程潜一直称他为海环学长。

      追随孙中山,黄兴闹革命

      东渡日本  参加同盟会

      帝国主义的欺凌,清王朝的腐败,日本民治维新后的日益强大。激起当时青年人纷纷出国探求救国之路。一九〇三年,皮宗石考取湖南官费,以实业生名义到日本留学(注一)。先入中学,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

      在日本,他结识了一些湖南籍的革命人士如黄兴、宋教仁、林伯渠等。由于他们对清政府腐败的不满,志同道合。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他正式加入了该组织,也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多次奉派回国进行革命活动。当时蔡元培是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他每次回到上海,就与早已认识的蔡元培联系,他们的友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皮宗石当时在东京,第二年回国。这时国民党决定在汉口办一个机关报,定名为《民国日报》。黄兴亲自点名几个湖南籍留日学生杨端六、任凯南、皮宗石、周鲠生、李剑农等筹建,由支持革命的湖南都督谭延闿出资并题写报头(注二)。一九一三年元旦,该报在汉口法租界伟英里创刊。黄兴为此特写了一首革命激情奔放的七律:

      图片说明:在英国留学时与湖南籍的留学生一起合影。前排左一是杨端六,前排中是皮宗石。后排左一是任凯南,后排右一是李毓尧,后排右二是周鲠生。

       

      祝贺《民国日报》出版

      万农箫鼓又宜春,妇孺欢腾楚水滨;伏腊敢忘周正塑,舆尸犹念汉军人。

      飘零江海千波谲,检点湖山一磊新;试取群言问兴废,相期牖觉副天民。(注三)

      《民国日报》创刊后,立即参与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特别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后,该报更加揭露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倒行逆施、大行独裁统治、残酷捕杀革命党人的罪行。与此同时,《民国日报》不仅成为讨袁的舆论阵地,而且也是革命党人在汉口的联络点。在武汉的革命党人詹大悲的领导下,准备武装反击袁世凯政权。不幸的是,这一机密被泄露,袁世凯对《民国日报》恨之入骨,通过湖北都督黎元洪与法国驻汉口领事勾结,于三月二十四日动用武装巡捕查抄《民国日报》社,并以查出枪弹为由,强行封闭了报馆,将正在报馆的周鲠生、杨端六等人逮捕,监禁到汉口法租界的巡捕房。

      当时皮宗石正为革命党人所需到九江去领取炸药,不在报馆里,得以幸免。他们这些没有被抓的人,都躲到日本租界,积极活动,通过他们熟识的日本《万朝报》在汉记者久喜信思、请求日本驻汉领事出面营救被捕人员。他们都是留日学生,日本领事馆派驻汉日军司令官与仑上校出面与法方交涉,最终法方将被捕的人员移交日方处置。日方为保护这些革命党人(包括未被捕人员),将他们乘日清公司的“岳阳丸”离开汉口。为防止意外,与伦上校还派兵舰护航送到九江,(江西都军李烈军不受袁世凯控制),使他们安全抵达上海。(注四)

      上海的报纸,早已报道了汉口《民国日报》被查封,不少人被捕的消息。时在上海的黄兴万分悲痛,当皮宗石等安全抵达上海,黄兴见了大为高兴。但黄兴告诉他们:“你们已上了袁世凯的通缉名单,国内已不能呆了”。当时他们都较年轻,提出想继续读书,黄兴设法为他们申请了公费到英国留学。

      图片说明:皮宗石在英国与李四光等留学生一起合影。后排左是皮宗石,右是李四光,前排左是任凯南。

      逃避通缉 流亡海外

       

      在英国,他们虽为留学生,实为流亡者身份到达伦敦,皮宗石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在伦敦又结识了王世杰、李四光、丁西林、陈源等中国留学生,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都有共同的观点。其时,李石曾、吴玉章、汪精卫、吴稚辉,蔡元培等也先后来到法国组织中国学生留法勤工俭学之事。他们都是同盟会员,皮宗石过去与他们都熟识,为此从英国渡海去法国向他们了解国内形势以及国家今后的发展趋势等,交换意见,曾有合影照,“文革”中被毁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和美国乘欧洲各帝国无暇东顾之机,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袁世凯为了实现皇帝梦,竟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协约国和德国在巴黎缔结和约,竟把德国原在我国掠取的一切权利,一概让与日本。这一情况激发了我国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形成“五四”群众爱国运动。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而气愤。当巴黎和会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时,皮宗石与王世杰、李四光、周鲠生、杨端六等,从英国渡海到达巴黎与留欧中国留学生、华工等一同包围了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的寓所,使陆征祥无法出席会议签字。就连一向对巴黎和会小骂大帮忙的美国报纸不得不评论道:“其实专使地位,已极困难”。正如胡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所说:“……当日之拒绝签字者并非陆氏,实为旅欧之学生、工人也”。(注五)

       图片说明:1919年,皮宗石与汪精卫、王世杰、周鲠生、杨端六等人摄于巴黎。

      深受蔡元培思想影响,投身教育界

      一九二〇年,皮宗石回到长沙,当时留学欧美的学生很少,不少地方要他去从政,他都谢绝了。因为他与蔡与培的交往中,深受蔡元培的思想影响,“把兴办和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看成是救国的根本”。他选择了教育界,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前身)任教。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的推翻了清王朝,但军阀混战的痛苦,使当时知识分子看到国内没有一种力量可以解决中国的政治纠纷,以为联邦制或许能摆脱眼前的混乱状况,便鼓吹各地成立自治团体,最后达到联省自治。湖南在督军谭延闿和继任者省长赵恒惕的同意和支持下,成立了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皮宗石与李剑农、王正廷、蒋百里、黄士衡等十三人被聘为省宪起草委员,李剑农为委员长。皮宗石后来发现军阀割据,以“自治”求自保,不愿置身其中。

      图片说明: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的孙洪芬(左四)为支援武大理、工两院购买设备的部分经费,来武大考察,与皮宗石(左三)等人合影。叶雅各(左一)、查谦(左二)、周鲠生(左五)、陈源(左六)。

      北京大学五年

      不久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离开长沙,携眷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并在李大钊之后兼任图书馆馆长。在《蔡元培自述》中写到:……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方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精神,一方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察的工具。……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注六)

      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直系获胜,恢复了旧国会,宣布制宪。北京各界人士认为有在宪法上争取确立民权的必要,皮宗石与李石曾、王世杰、周鲠生、李大钊、黄侃等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进行广泛的争取民权运动(注七)。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皮宗石与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陈翰笙、燕树堂等创办了《现代评论》周刊,主要撰稿人有:陈源(西滢)、胡适、李四光、张奚若、陶孟和、杨振声、闻一多等。现代文学史上,把这个刊物的一些代表人物称为“现代评论派”。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北京大学屡有设立各系研究所的计划,为经费所限,不能实行。后由学校评议会决定,类聚各科,设四种研究所,一国学门;二外国文学门;三自然科学门;四社会科学门。因国学门较为重要,特先设立。委员为:蔡元培、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胡适、周树人、钱玄同、蒋梦麟、李四光、皮宗石等。蔡元培为所长,沈兼士为主任。(注八)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为培养干部,建立革命力量,同时在广州创办两所学校。一是黄浦军校;二是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为筹建广东大学,孙中山先生邀请了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同盟会会员皮宗石、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等到广州商量,都被聘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并分别担任法科、理科委员会委员(注九)。孙中山先生对他们很客气,找他们谈了话,在广东大学礼堂讲解三民主义时,北京来的几位年轻教授与宋庆龄一起坐在主席台上。他们在广州还参观了刚成立不久的黄浦军校。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皮宗石会见了老朋友林伯渠。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三月十九日孙中山灵柩由协和医院先移至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安灵在社稷大殿,那天有十余万人随护灵柩,约有二百人执绋送殡,绋长约数十丈,皮宗石与王世杰、周鲠生等为执绋人(注十)。林伯渠是随孙中山来北京的,老朋友又见面了。

      一九二七年,蔡元培从北大调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皮宗石与王世杰、周鲠生、王星拱等也先后离开北京,随同一起到南京工作。

      皮宗石到南京后,先受聘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国民政府并任命他为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不久蔡元培要他到大学院工作,任大学院教育行政组主任。一九二八年三月,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王宠惠因长期在国外未回,国民政府要蔡元培兼任司法部代部长,蔡元培找皮宗石商量说:“我兼职太多,精力顾不过来,你去司法部任秘书长,我把私章交给你,全权代理我,我每月最多去一次。”这充分说明蔡元培对他的信任。

      蔡元培任大学院长期间,一直想要集中精力办好几所国立大学,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已亲自整顿好了,江苏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在蔡元培任内也基本整顿好了。武汉办好一所国立大学也是蔡元培计划内的安排。恰好此时,蔡元培与国民政府政见不合,辞去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长、司法部代部长等各职,只保留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携眷离开南京去上海居住。在他离开大学院之前,他按原计划要成立国立武汉大学,找皮宗石、王星拱、周鲠生、王世杰等商量成立筹委会,原筹委名单有皮宗石,但皮宗石说,广东大学我是筹备委员,只是挂名而已。武汉大学我一定去,但不要把我列为筹委,如把我列为筹委,我去了,其他筹委不去,(因当时王世杰任中央法制局长,王星拱、周鲠生都分别在中央大学任系主任),我一人去怎能办好武汉大学,这样皮宗石没有被列入筹委。

      图片说明:自左向右,时昭赢、陈源、凌淑华、周鲠生、胡适、皮宗石、王星拱、邵逸周、姓名不详、吴维清、李儒勉。

       

      图片说明,胡适在最后一排中间,他左边是唐擘黄,胡、唐两人中间后面高个子是杨振声。邮筒后第一人是附设小学主任(没有校长)梁荣誉,左二是机械系主任郭霖、左三是外文系李儒勉教授,左四是王世杰;小学生后面那一排女士:左一是李四光夫人、左二是刘秉麟夫人、左三是袁昌英、左四是周鲠生夫人、左五是王世杰夫人。胡

      适右边是周鲠生、周的右边是王星拱。小学生中,第三排左第四人是作者

      武汉大学九年

      一九二八年八月,大学院令成立国立武汉大学,皮宗石最先从南京来到武汉,当时武大校本部在东厂口,我们家在当时文华中学(现湖北中医学院)内租了教会的一栋房子居住。陈源携新婚妻子凌叔华从北大来武大,一时找不到房子,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期。周鲠生只身从南京中央大学来武大(当时他的眷属在上海),在我家住了近一年。

      王世杰、王星拱接着也来到武汉,主持武大校务。皮宗石与他们都是留学英国的,又同在北大同事。志同道合,思想一致。他们都遵循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决心把武大办成一流大学。他们共同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入学考试采用密封试卷,只认分数不认人。他们认为考试制度不严,就难以选拔优秀学生。有时一个系只录取一个学生,宁缺毋滥。为此,皮宗石的亲侄子女都没有考取,得罪了不少亲朋好友。学生进校后也订立了严格的制度,三分之一学分不及格者,留级;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者,除名……。

      皮宗石除在教学、教务方面尽心尽力外,对武大的建设筹款,也尽量设法。法学院的教学楼是皮宗石等湘籍教授向当时湖南省政府,争取了十二万元的捐款。理、工学院的部分仪器设备也是皮宗石等联系中华文化基金会捐赠的。

      皮宗石在武大工作九年,除讲授财政学等课程外,先后兼任社会科学院院长、法学院长、教务长、图书馆长等职,并协助王世杰、王星拱两任校长,本着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很快把武大办成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南京中山陵基本建成后,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孙中山的灵柩由北京碧去寺运来南京,举行奉安大典,皮宗石应邀从武汉到南京参加典礼。

      一九三一年暑假,我父母带我去上海治疗扁桃腺,寄住在我家的周鲠生也回上海家中,这时,汪精卫与蒋介石闹分裂,汪精卫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汪精卫事先没有打招呼,突然任命了皮宗石和周鲠生在广州政府的职务。南京蒋介石政府为此指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捉拿皮宗石与周鲠生。何成俊与皮、周在日本同为同盟会员,在武汉又有交往,不便下手。专程到武大找了王世杰校长商量。王世杰说,现在正放暑假,皮、周二人都不在校,你如实回复南京政府好了。与此同时王世杰用英文写了一封密信寄到上海,将此情况告知皮宗石与周鲠生,要他们暂时不要返校,速去南京。他们接受了王世杰的建议,到南京后,报上登出他们到南京的消息,南京政府也就没有理由逮捕他们了。为防止万一,周鲠生家属暂避苏州,我母亲带着我也暂时没有回武汉,移居到上海法租界,

      我在上海还上了几个月的小学。

      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上海,造成一·二八事变,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被迫于元月三十日迁往河南洛阳,作为行都。四月七日至十二日,国民政府在洛阳中央礼堂召开“国难会议”,皮宗石被邀参加。与会者分为两派,其一主张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另一派反对此主张,争执不下,最后蒋梦麟、王世杰、皮宗石、钱端生、周秉琳等人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在五院体制之下,召开国民参政会。这就是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之先声。

      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礼堂会议厅,举行成立大会,由抗立武担任大会主席。皮宗石与王世杰、周鲠生、张奚若、罗隆基等五十四人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注十一)

          皮宗石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谭延闿一度任国民政府主席,曾邀他去南京国民政府工作,他不愿从政,婉言谢绝了。

      一九三二年三月,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建成。武大由武昌城内迁至珞珈山开课,我们家也随之迁至珞珈山一区(又称十八栋)教授住宅区。武大珞珈山校区依山傍水,为当时国内少有的风景优美的大学校区。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胡适应邀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来武大讲学,十一月二十七日早上六点,他到达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王世杰、陈源等到站迎接,中午皮宗石举行家宴,还有先期到来的北大教授杨振声(金甫)、唐擘黄同席。(注十二)

      王世杰校长采取特殊的欢迎仪式,在武大附小开会,欢迎北大这三位教授,我当时正在武大附小上学,亲耳聆听这三位学者对我们的演讲。据胡适日记记述:“对小孩子说话最难,金甫说一故事最好。擘黄与我都不成功”。会后胡适等与我们全校师生合影。

      这几天,皮宗石等陪同胡适在武大参观、演讲。胡适在日记中说:“……雪艇诸人在几年之中造成这样一个大学,校址之佳,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人说他们是‘平地起楼台’;其实是批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其毅力真可佩服”。胡适又说:“看这种建设,使我们精神一振,使我们感觉中国事尚可为”。

      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区,成为当时国内标志性建设。有人说,要看中国的建设,就要到武汉大学去看看。

      一九三二年春季,国际联盟派英国贵族李顿(V.Lytton)爵士率一个调查团,来我国东北调查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的情况,事后来到武汉大学参观。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及各界人士接踵来武大的有林森、张学良、张治中、黄炎培、蔡元培等,当时驻汉的《大公报》特派记者徐铸成也经常来武大采访,皮宗石均陪同接待。

      在这期间,蒋介石经常来武汉,常约见武大的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员,蓄意拉拢。皮宗石不愿与蒋介石打交道,尽量回避。有一次王世杰会见蒋介石回来对皮宗石说:“你总要去见见老蒋,他又在问皮先生怎么没有来”。皮宗石说:“他下次再问,你就说我病了。”

      陈诚一度任武汉行营主任,在武汉时间较长,也经常来拜望武大的国民党元老。陈诚的夫人是谭延闿的二女儿谭祥,皮宗石与谭延闿有旧交,所以与陈诚来往较多,谭祥在武汉生第一个儿子时,我母亲还前去探望。

      一九三三年四月,王世杰校长调国民政府任教育部长。在研究谁继任校长时,皮宗石极力推荐由王星拱继任,王世杰接受了这个意见(注十三),后来王星拱被正式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

      图片说明:前排中立着是李顿、前排右三是校长王世杰、右二是教务长王星拱、右一是工学院长邵逸周,前排左一是文学院长陈源。

      湖南大学四年

      一九三六年冬,省立湖南大学校长黄士衡提出辞职,湖南省在研究继任人选时,提出由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教务长的皮宗石来继任。湖南各界公推当时的湖南高等法院院长陈长簇给皮宗石写信,劝其来接任湖南大学校长。陈长簇与皮宗石在清政府时,同榜考取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一同参加同盟会。私交很好。陈长簇的信寄到武汉大学时,恰好皮宗石休假到日本去了。

      皮宗石原计划在日本休假一年,到达日本后,发现日本军国主义者积极准备扩大侵华,局势较为紧张,加上湖南大学之事要回来面商,所以提前半年于一九三六年底回国了。皮宗石回国后先到南京见他的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关于湖南大学之事,征求王的意见。

      王世杰赞成他去湖南大学。皮宗石则提出,湖南大学如能改成国立大学就去,否则不去。王世杰说,这个问题,不是哪方面说了算的,湖大师生虽然为国立事来南京请愿过,但湖南省政府是否愿意交出这所大学。还有经费问题、人事问题,省立改国立,校长人选难得一致,省里同意的人,中央不一定同意,中央决定的人省里不一定接受。现在是湖南要你去,中央也会同意你任校长。人事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你到湖南去看看,我们再商量。

      从南京回到武汉稍作逗留,即到长沙了解情况。当时省主席是何键,过去也认识。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是老熟人。教育界许多有影响的人,大都是老朋友。经各方面了解商谈,为湖南大学今后的发展,都赞成改国立大学。湖南省政府不仅愿意将省立湖大交出来,而且还愿意继续提供经费。皮宗石得到这个承诺,立即再去南京与王世杰商谈,谈得很顺利。王世杰要皮宗石先接省立湖南大学校长,暑假期间改国立大学。

      与此同时,湖南省教育厅,发公函给武汉大学,借皮宗石去省立湖南大学任校长。皮宗石按照王世杰的意见,于一九三六年三月,接任省立湖南大学校长。在当时湖南大学长沙市内犁头街办事处,由黄士衡办交接仪式,将湖大的关防交给皮宗石。

       同年七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命令,省立湖南大学改为国立湖南大学。行政院简任皮宗石为国立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

      皮宗石到湖南大学后,按照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对湖南大学进行整顿和改革。他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大学是来求学识的,教师必须要有真才实学,而不是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湖南大学在省立时期,由于条件限制,经费不足,较为封闭保守,教授年龄结构偏高,总体来说,知识老化,学术空气不浓,不活跃。改国立后,经费增加了,条件改善了,教职员工待遇也提高了。皮宗石首先整顿教师队伍,他延聘了一批著名教授,如任凯南、杨树达、曾星笠、刘永济、曾昭权、柳士英、唐艺青、柳午亭、李肖聃、黄子通、钟伯谦、何之泰、曹诚克、李祖荫、熊正理、易鼎新、柳克准、王啸苏等;还同时聘请了一大批中青年教授,如政治系吴世英、曹绍廉、邹文海、黄如今、翟楚,外文系李宝荣、金克木、陈世骧,哲学系蔡乐生、经济系王传曾、曹庭藩、周德伟、潘源来、丁洪范、樊弘,化学系黄人杰,电机系郭和平,机械系柯元恒、蒋德寿,历史系赵寿人,物理系吴徽铠,教学系李琪,矿冶系胡伯素等。这批中青年教师都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给湖大教授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此同时,他经过调查解聘了几名不称职的教师,包括一个兼任英文教师的美国传教士。有些学生不理解,问校长,为什么把教英文的外国人给解聘了。他说:“我经过调查,这个美国人没有学问,只会说他本国话,我们是高等学府,不是教堂,你们是否听说过有中国和尚在外国大学当老师?”这些除旧布新的作法,完全是学习蔡元培办北大的经验。

      在整顿教师队伍的同时也整顿考试制度。国立大学成立后第一次招考新生,一律改用密封考卷,任何人来说情,一概拒绝,他说,只认分,不认人,决不降低国立大学水平。他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务长时,就是这样做的。

      皮宗石在国立湖南大学完全执行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就应该让他们并存,使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他是学经济的,让经济学各流派理论,都同时给学生讲授。古典经济学由任凯南讲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由周德伟讲授,马克思经济学由樊弘讲授,当时国立大学能为马克思主义提供合法讲坛,是要冒风险的,也是罕见的。其它系也如此,如政治系有以伍意农、唐德昌老教授为主的一些人代表老观念;吴世英、曹绍濂、邹文海、翟楚等中青年教授则代表新概念;哲学系青年教授蔡乐生独树一帜,他教授心理学,是代表芝加哥学派的。

      蔡元培办学,从中国公学到北京大学,爱护学生、尊重教师,皮宗石终身守之。他主持湖大时对进步学生尽力保护。一九三七年夏,国民党为了对学生进行“效忠党国”“忠于元首”的教育,曾规定学生必须离开学校参加一段时间集中军事训练,否则就要取消学籍。但是进步学生反对这种奴化教育,引起了一场驱逐大队长的风潮,经湖南省教育厅调解,换了一个大队长才平息,但却将土木系一名叫徐震寰的学生开除了学籍。皮宗石不以为然,过了这个风头后,第二年便让这个学生回校注册上学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对中国大规模入侵。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接着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各界人士谈话会,研究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军事、教育等有关问题,皮宗石应邀参加。

      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中国的文化重心,迅速发生了南迁和西移的变化。作为抗战战略后方基地的湖南,也就一度成为抗战文化运动的重心。根据教育部指令,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都迁到长沙合并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一九三七年八月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教育部长王世杰,亲临长沙,兼任主任,指定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荟为常委,杨振声代表教育部为秘书主任。委员有: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北大教授胡适、清华教授顾声西、南开教授何廉。(注十四)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武汉告急,日本侵略者对长沙的轰炸日趋频繁,长沙也不是安稳地方了。教育部又决定,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由于战争的发展,湖南大学在一九三八年春季早就着手要迁校的准备,图书、仪表能装箱打包的,都先行装箱打包。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日机轰炸了湖南大学,图书馆付之一炬,只留下一个驱壳。因事先将最珍贵的善本书装箱移放至爱晚亭附近的山坳里,所以珍贵图书损失不是很严重。

      湖南大学也要考虑搬迁了。北方及沿海一带的大学,大都迁往川、黔、滇、陕等省,湖南大学是否也往这些地方迁?皮宗石等校领导经过研究,认为不需迁那么远,湖南西部地势险峻,日军也许到不了那里。于是决定迁往湖南西部最远、与贵州省相邻的一个专区——芷江(当时没有怀化,怀化仅是一个小镇叫榆树湾,属芷江)。这里有一所新办的私立弘毅中学,校长姓刘,系北京大学毕业生,是皮宗石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也是湖大当时文学院院长李寿雍的北大同学。由李寿雍与这位刘校长协商好,湖南大学迁芷江,并依托在弘毅中学内。

      八月初,母亲带着我和文学院院长李寿雍家属等先行从长沙搬到芷江。可是情况很快发生变化,国民党决定在芷江修建一个大型飞机场,作为空军基地,并已开始动工,芷江成了军事重地。日机也开始不断轰炸芷江。湖南大学不得不考虑另外选择地方。湖南大学图书、仪器等早已陆续从水路运往沅陵,所以另选迁校地址。首先考虑还是要在湘西。这时,皮宗石与教务长任凯南遇到了当年同在日本留学、一同参加同盟会、曾任私立汉口明德大学校长的向绍轩。向是辰溪人,他建议湖大迁往辰溪县。辰溪在芷江与沅陵之间,属沅陵专区,是一个很小的县,连一所中学都没有。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经过考察,选址在辰溪县城对河的陇头脑。陇头脑是一个小山包,什么房子也没有,教务长任凯南作为迁校负责人,采取了他们在日本留学时住过的木板房子的模式,利用辰溪木材多,石块多的优势,就地取材,以石块作房屋基脚,所有办公室、教室、学生宿舍等,都采取鱼鳞板的形式,房子很快就在这个小山包上盖好。这个小山包下,就是沅水,水清见底,饮水也没有问题,夏天学生在河里游泳,作为战时大学的校址是很理想的。

      一九三八年九月,胡适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从汉口乘飞机至广州,转香港赴美上任,飞机在长沙机场短暂停留,皮宗石赶到长沙机场与胡适见了面,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湖南大学迁往辰溪后,按教育部规定,设立训导长,由皮宗石在北大时的学生、时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长李寿雍教授(CC份子)担任。一天晚上,李寿雍在宿舍管理员陪同下,耀武扬威的来检查学生宿舍,当查到化学系毕业班部份同学的住处时,学生们看不起训导长,对他很不礼貌。李寿雍非常生气,在第二天的校务会议上,提出来要对这几个学生进行政治审查,皮宗石没有同意,说:“这些年青人是小孩子脾气,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当天命我把化学系毕业班学生贺善鑫叫到我们家,从爱护出发,批评他们不要任性,今后说话要注意。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及有关部门经常给学校发来密电通知:某某学生左倾分子,某某学生共党嫌疑,要严加注意等等。对这类电报皮宗石从不交办,锁在自己办公室抽屉内。有时把学生叫过来,把电报给他们看,嘱其注意。有一次,辰溪警备司令着便装来我家,要皮宗石注意某些学生,并暗示必要时要进行逮捕。他严正拒绝:“我的学生,由我负责,你们不能抓。”一面通知两个学生迅速离校,并给他们开转学证,一个转到昆明西南联大,一个转到贵州浙江大学。

      鼓励学术研究,支持社团活动,这又是皮宗石与蔡元培在办北大的传统有所衔接之处。他主持湖大后,整顿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如此。当时,表面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实际上国民党军统、中统控制学校甚严。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是提倡学生学术活动。湖大各系有学会,有国民党的“健行学会”、有三青团的“力行学会”,还有与党无关的由学生徐士豪、刘小匏等主办的“赫曦文艺社”,学生江友三、唐从俭等主办的“现代文艺译社”,还有刊名“新生”的……。“赫曦文艺社”在沅陵(当时行署所在地)某报上辟有“赫曦”副刊,“现代文艺译社”在贵阳中央日报辟有“现代文译”副刊。当时,湖大的报告会、讲演会很多,有教授作报告,也有学生作报告,校内墙报也很多,差不多各年级都有,一些学会也办有墙报。经济系学生江友三曾登台作“论私有财产制”的报告。中文系学生徐士豪写的“近卫文磨的失眠”均在校内引起较大反响。在偏僻的辰溪,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湖大师生的戏剧、歌咏活动却很活跃,曾在校内和沅陵县公演多次话剧,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救国,如“好小子上战场”、“放下你的鞭子”、“黑子二十八”、“三江好”、“凤凰城”……。一批青年教师陈世骧、金克木等积极支持这些活动,陈世骧并担任导演,皮宗石对此十分支持,有的还亲自去观看。由于,他执行了蔡元培一系列办学方针,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在CC份子训导长李寿雍策划下,发动了一次“驱皮”运动,仅有部分学生支持,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皮校长的。这个运动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李寿雍只好悻悻离校,到江西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那里去当政治部主任了。

      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我国教育界一代宗师蔡元培客死香港,皮宗石非常悲痛。三月二十日,辰溪国立湖南大学全体师生举行了追悼大会,他以个人名义送了一幅挽联:(注十五)

      制行以儒墨为极,论交在师友之间,悲悼遍九州,岂徒南麓群英,同声一哭;

      道大故新旧兼容,学博则中外贯通,精诚弥六合,留得西山道集,垂耀千秋。

       

      又以学校名义送一幅挽联:

       

      以一身振起学林,泱泱大风,长许京都留伟绩;

      有万士同悲儒硕,茫茫沧海,遥从云汉望灵旌。

       

      蔡元培年长他十九岁,并无师生关系,但由于二人均系早年投身革命,长期从事教育,志同道合,结成深厚友谊,可谓亦师亦友,所以“论交在师友之间”。皮宗石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极为推崇,在武大时,尤其在主持湖大时,更认真效法。挽联中“学博则中外贯通”,“以一身振起学林”,正是他们二人共同之点。

      一九四一年,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突然决定皮宗石与西北联合大学校长胡庶华对调。事先他并不知此事,还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尽管教育部长陈立夫拍来电报,解释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征求意见,电报还说:“因你在北大执教多年,对西北联大不少教授都熟悉,主持西北联大较为适宜。”促他早日上任,这显然是陈立夫有意排挤,而他也深深体会到CC对校务横加干涉,实无教育可言。他也有蔡元培的性格,不顾屈从恶势力,乃坚决辞职不去西北联大上任,从此离开了教育界。

      皮宗石在湖南大学任职期间,接待过很多以往的老朋友。汪精卫来长沙时,皮宗石请他到湖南大学向全校师生作了演讲;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到湖南大学访问参观;刚上任不久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到长沙时,皮宗石在家里设家宴欢迎。陈立夫暗示皮宗石加入CC,但被他婉拒。李四光一家三口曾在我家小住;张奚若一家五口也在我家住了一段时期。皮宗石还接触过前后三任的湖南省主席。最初是何健,他们过去就认识。何健也支持湖大由省立改国立,并保留了省里原拨给湖南大学的经费;抗战时,张治中接任省主席。张治中曾到武汉大学参观、演讲,他们过去也认识。张治中主政湖南时,湖南成了战略的后方,各方面人士云集长沙,外事活动也较多。省政府接待外宾,大学校长必被邀参加作陪,所以这一段时期与张治中接触较多。长沙大火后,一九三九年,薛岳继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战时省会搬到耒阳。当时战区的划分,粤汉铁路以东属第九战区,辰溪的行政区划虽属湖南省,但不归第九战区,而归第六战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是湖北省主席陈诚兼任。

      薛岳上任不久,电邀皮宗石会面,薛岳以第九战区没有一所大学为由,要湖南大学再迁往耒阳附近的酃县,皮宗石当即婉言拒绝了。皮宗石说,大学不像部队,军队接到命令,可立即开拔。大学有教职员工家属,有图书、仪器、设备等,搬一次家是很困难的;湖大是国立大学,重大问题还要请示重庆教育部。

      皮宗石还谈到与陈诚的交情,他还委托薛岳有机会见到陈诚时,代为致意。薛岳曾是陈诚部下,听了此话后,不再提湖南大学搬家之事,只提出来,希望湖大的毕业生,多输送一些给湖南省政府和第九战区,皮宗石满口答应了。

      后来,日军发动强烈攻势,打通粤汉铁路、湘桂铁路,湘南地区全部沦为敌手,耒阳、酃县当然也不例外。而湘西地区,是日军一直没有占领的地方。国立湖南大学在辰溪平安渡过了抗日战争的几年,保存了实力。如按薛岳意见,再迁到酃县,其后果不堪设想。

      皮宗石离开湖南大学后,不久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只有在开大会时,他才去重庆。林伯渠是共产党的参政员,会议期间,老朋友又见面了。

      避战火  暂居重庆

      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军大举南侵,长沙很快沦陷。我家三口,仓惶南逃。我母亲因系小脚,行动不便,皮宗石设法把她寄住到东安县一个学生的家中。皮宗石和我先后逃到桂林,火车非常拥挤,申请去重庆飞机票时,只他一人被批准,他只好把我交给他的学生,同他们一起乘火车去贵阳。

      他临上飞机前,对我说,日军进攻这么快,我必须赶快逃跑,万一被日本人抓到,汪精卫知道了一定把我搞到南京,就不好办了。

      一九四五年初,教育部组织几个工作组,考察几所重点大学,西南组由皮宗石任组长,重点考

      察西南联大。因他曾在北大任教多年,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他是筹委,西南联大熟人较

      多,较为方便。

      一九四五年七月,王星拱调任中山大学校长,路过重庆时,专程看望了皮宗石,老朋友多年不见很亲热,交谈时间很长,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抗战胜利  返回长沙

      抗战胜利后,皮宗石回长沙居住。他被聘为湖南省银行董事,董事长是时任湖南省主席程潜。一九四七年八月教育部举行留学生考试,华中考点设在武汉大学,指定周鲠生与皮宗石为主考,届时正是他六十大寿,长沙许多亲朋好友,准备为他大办。为了躲寿,他离开长沙,乘机到武汉大学主考了。

      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搞假民主,选举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王世杰带信来,要他在湖南竞选立法委员,南京方面由他负责。他当时已看到国民政府腐败,不愿参与这一活动,没有按王世杰意见去办。与此同时,他的学生来家说:“民社党、青年党,缺少头面人物,如老师愿意,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由你选。”他立即拒绝了。

      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他不少老朋友来到长沙,邀他一同去台湾,他说,都是中国人,我又没有干过坏事,我为什么要走。

      他的老朋友、曾任湖南大学校长的胡庶华,因病住在湘雅医院。他命我去看望,胡庶华留长须,我从小叫他胡子伯伯。胡庶华见了我,很高兴,但非常优虑,对我说:“你父亲没有关系,他从不搞政治,我可不行啊,我是要跑的。”

      一九四九年春季,湖南省主席程潜约见皮宗石。衡阳的克强学院院长曾约农提出辞职,程潜希望他去接任,他问程潜,当前这样的局势还能维持多久。程潜说,搞一天算一天嘛!第二天黄兴的长子黄一欧也来家劝说,看在与其父亲过去的交情,去接长克强学院。皮宗石考虑再三,认为全国都快解放了,婉拒了这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

      武汉解放后,周鲠生应邀前往北京,见到老朋友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林伯渠问及皮宗石情况。周鲠生来信告知林伯渠的关心,并建议他去北京一趟。长沙解放后,湖南著名绅士仇鳌(亦山)也去了北京,也见了林伯渠,林伯渠又向他问及皮宗石情况,仇鳌回长沙后,专程来我家转告林伯渠的关心。

      一九五〇年二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武汉成立,发表了皮宗石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于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一日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皮宗石先到武汉参加会议,然后去了北京,林伯渠派人并请皮宗石的老朋友时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燃料工业部副部长李范一作为代表到车站迎接,安排住在前门饭店。第二天中午,林伯渠请皮宗石吃饭。林伯渠见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没有和王雪艇一起走很好。”接着又说:“雪艇这个人还是不错的,重庆谈判时,他是国民党的代表,他有些主张是好的,但他不是决策人,他说了不算啊”!这次他们交谈了较长时间,林伯渠对皮宗石很关心。

      皮宗石在北京住了近半年,见了不少的老朋友。当时毛泽东的表兄、湖南的教育家王季范也在北京。据王季范告诉皮宗石,有一次毛泽东问王季范有关湖南教育界的情况,王季范说,皮宗石在湖南大学期间是真正在办教育。

      一九五四年中南大区撤销,他调湖北省参事室任参事,并担任湖北省政协驻会常委、省政协社会组组长。一次全国政协常委邵力子来汉视察,在湖北认识邵力子的人不多,皮宗石与邵力子是老熟人,全程陪同邵力子视察。一九五六年二月,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皮宗石作为湖北省的列席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北京会见许多老朋友,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去北京。

      一九五四年六月,皮宗石将他所藏书籍1521册全部无偿捐给湖南师范学院(因湖南大学当时改为工科大学)。

       

      一九五七年,党中央号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邀请高级民主人士,在东湖座谈。皮宗石在被邀之列,谁知这是“引蛇出洞”的圈套,不久皮宗石被定为右派分子,又因在二十年代,他在北大期间反对鲁迅,鲁迅在《“公理”的把戏》一文中曾对皮宗石点名批评,认为皮宗石二十年代就反党,而定为极右份子,他始终不服,一直没有在结论上签字。一九六二年摘去右派帽子。文革中,因他是“死老虎”没有触动他。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因脑溢血经武汉市第二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一九七九年,湖北省委统战部开会,湖北的右派分子全部获得改正,通知我参加了会议,皮宗石没有等到这一天。

      一九八三年,湖南大学在《岳麓书院通讯》第二期上刊登了“皮宗石传略”。

      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湖南大学举办“庆祝岳麓书院创建1010周年、湖南大学定名60周年”活动,同时召开了“皮宗石先生百岁诞辰纪念座谈会”,由当时的成文山校长主持,老校友五十多人参加,我也被邀参加,缅怀皮宗石在湖南大学的业绩。《湖南大学》报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三日第99期一版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主标题是“缅怀先师,振兴母校”,副标题是“我校召开皮宗石先生百岁诞辰纪念座谈会”。文中说“与会同志怀着无比的心情,回顾皮宗石先生在湖大任校长期间的件件往事,深深感到,他一生忠于教育事业,不愧为一代师表。他那光明磊落的胸怀,高尚的治学品德,兼容并蓄的教育思想,严谨、务实、不屈不饶的办学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他对高等教育的贡献和影响将永不磨灭”。文中还提到,成文山校长在座谈会上说,他希望我们通过对皮先生的缅怀,继承其严谨治学的思想,为我校的校风建设,为振兴湖大起推动作用。

      这张报的第三版整版,还刊登了当年的学生,缅怀皮宗石的文章和诗词。

      皮宗石如有在天之灵,可以含笑于九泉。

      注一:见清朝湖南地方政府“选送日本留学生名册”,现存于湖南省图书馆内。

      注二: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694页,山西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

      注三:见《辛亥革命诗词选》第1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

      注四:见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

      年12月出版。

      注五:见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6项,商务印书馆1951年出版。

      注六:见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31卷第1号1934年元月出版。

      注七:见范体仁“记‘五四运动’前后北京若干团体”,《文史资料选集》第61集,中

      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

      注八:见1927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概略》。

      注九:见郑彦棻《孙中山先生创办广东大学经纬》。 

      注十:见《民国日报》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三版。

      注十一:见关中《杭公立武与中国政治学会---- 纪念一位伟大的前辈》,2002年4月26日

      注十二:见《胡适日记》。

      注十三:见《王世杰日记》。

      注十四:见孙家红《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及复校后的北京大学法律学系(1937—1949)》,《中外法学》2004年第2期。

      注十五:见陈毓林《皮宗石挽蔡元培》,长沙晚报1986年9月5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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