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敬爱的皮高品先生

皮高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学长白国应先生在总结20世纪中国图书分类学的成就时将皮高品先生与刘国钧先生、杜定友先生并称为“北刘南杜中皮”。这种评价十分客观公允。但是，今天图书馆学界提到皮高品先生，更多的是讲皮高品先生的治学风格，而且大凡说到学术争鸣之类的话题，人们总是忘不了提及皮高品先生的学术批评精神，尽管褒多贬少。我浏览过不少在论述学术争鸣时提及皮高品先生的文字，总感觉到十分地片面或者浅显，因为很多人只看到了皮高品先生的“文字形象”，对他本人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因而那些评论总是不到位。

尽管人人都可以开展学术批评或者学术争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术批评或者学术争鸣都值得尊重，因为我们不能忽视了开展学术批评或者学术争鸣的主体。如果开展学术批评或者学术争鸣的人不具备一般水准及以上的人格和学德，这样的学术批评或者学术争鸣，以及开展这样学术批评或者学术争鸣的人都是丝毫也不值得尊重的，甚至是应该鄙视的。我历来都秉承这个理念，并且身体力行。

皮高品先生的学术批评与学术争鸣精神之所以获得很多学人的认同，正是因为他人如其名，他是一位高品先生。因为皮先生具有高尚的品格，所以也就应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训：仁者寿！皮高品先生（1900.10.31-1998.3.1）长寿九秩又八，在我国图书馆学界恐怕难以有人出其右。如果他没有海纳百川的心怀和令人仰止的品格，这样的高寿是不可想象的。

我1979年入武汉大学读书时就时常听人提到皮高品先生，除了佩服皮高品先生学问的言词以外，更多的是说皮高品先生高傲，脾气大，不好接近。1983年读研究生时，我听说因为“学术问题”他硬是不让他的关门弟子79级研究生王冰师姐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也毫无办法。后来，我曾经向王冰师姐和当时的答辩委员会秘书沈继武老师求证过此事，并非戏言。再后来，又听人说皮高品先生80多岁还与邻居的一位青年人因为一点小事而发生肢体冲突，以至伤着了肋骨。一般人看过他的批评性文章，再听了这些传闻，恐怕都会敬而远之。

1985年，我开始做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学位论文，自然要去读皮高品先生1934年出版的中英对照本《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看了书前沈祖荣宗师的序言和皮高品先生的自序，我心中顿生敬意。后来翻阅《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又看到了十年动乱时批判“皮氏法”的一些XX文章，还有一副将“皮氏法”一脚踢出武汉大学图书馆，藏身于汪洋大海之中的漫画，于是对皮高品先生的敬意倍增。

因为心中对皮高品先生的敬意与日俱增，所以，我决定去登门拜访皮高品先生。那时电话是奢侈品，所以没有任何预约。当我这位不速之客叩开皮高品先生的大门时，开门的是师母（我当时不知，后经皮高品先生介绍才知道），我说明来意后，师母很客气地将我让到客厅坐定，然后再告知正在书房著述的皮高品先生。皮高品先生着一双布鞋步入客厅，先生身材魁梧，气宇轩昂，面容慈祥，声音宏亮，言谈真切，待人热忱，极有亲和力，与外界的传说大相径庭！我胆怯地开始请教有关“皮氏法”的问题，然后逐渐推及其他分类法，不知不觉就是两个多小时。后来师母提醒我：皮高品先生每天的生活非常有规律，下午5点以后要去散步，我才不得不告辞。

后来，我又曾多次去拜访皮高品先生，请教其他的学术问题，相谈甚欢，终生受益，对皮高品先生的敬佩之情亦相伴终生！在此，谨略举几例：

最初在确定《中图法》的部类时，因为当时政治方面的原因，刘国钧先生和杜定友先生认为“五部法”更适合当时的需要，而皮先生则坚持“四部法”，他们之间有过激烈的学术争论，最后皮高品先生的“四部法”因为不合时宜而被保留，但是，皮高品先生坚持“四部法”至死不渝，其独立的学术精神令人叹为观止！尤其可贵的是，皮高品先生每每提及刘国钧先生和杜定友先生，总是自愧不如，溢美之词不绝于耳，这使我深深地领悟到大师们高尚的情操！

在请教书史方面的学问时，我也曾班门弄斧，讲过不少幼稚的看法。但是，皮高品先生一直十分认真地听我在那里胡说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后来，皮高品先生竟然拿出《中国图书史纲》的稿本嘱我修订出版（当时皮先生正在撰著《中国历代名家名著评价》，无暇他顾），我才疏学浅自然不敢从命。第二年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几乎一字未改地照样出版了皮高品先生的《中国图书史纲》。我提到这段往事，并非是自吹，而是为了说明皮高品先生对学术和后学的态度。

武汉大学毕业后，因为时常想念皮高品先生，所以我于1988年在《黑龙江图书馆》上专门发表了《著名图书馆学家皮高品教授》一文。后来，我参与编写的高校本科教材《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出版后，皮高品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较长的批评文章，我读后颇觉不对，于是斗胆撰写了近两万言的《论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及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皮高品教授商榷》一文发表在《四川图书馆学报》1992年第4期上。这是迄今为止少有的几篇与皮高品先生反商榷的文章。文章发表以后，我一直处在极度的不安之中，不知道皮先生会如何反应，也不知道学界会如何反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皮高品先生给我写来了一封很厚的信，信中只字不提我写的那篇文章，全是鼓励我如何做好学问的勉励之词，信中还附有他评苏联分类法的新作，并嘱我给予“斧正”。拜读完皮先生的大札和论文，我除了五体投地以外就只剩下惭愧，无穷无尽的惭愧！

后来，皮高品先生还寄过几篇分类学方面的文章嘱我“斧正”，我照例只是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汇报一下自己近期读书的情况，丝毫不敢说半个改动的字。皮高品先生年逾九十，仍然笔不停耕，专注于分类学、图书馆学的发展，仍然如此地错爱后学，并且不耻下问，作为后学，我由衷地敬佩皮高品先生，敬佩皮高品先生独立而自由的学术批评精神，敬佩皮高品先生高尚的品格，敬佩皮高品先生的一切！

皮高品先生仙逝后，师母曾托查启森老师带话给我：她在清理皮高品先生的遗物时发现了皮高品先生晚年留下的一些与我有关的文字，希望我去整理皮高品先生的著述。我不知道皮先生留下了什么样的文字，大概是一些好话吧，否则，师母不会叫我去做这项工作。尽管可能如此，我知道以我的能力是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只有我的老师们和学长们才可以担此重任，所以我只好婉言谢绝。

今天，我之所以要讲图书馆学大师皮高品先生与我这位普普通通的后学之间的故事，我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只有像皮高品先生这样具有高尚品格的学者才会有真正的、健康的学术批评或者学术争鸣。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二者不可分离，为师为范，大概如此吧。

我深切地怀念敬爱的皮高品先生！

竹帛斋主的博客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0055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