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近代著名的今文经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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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锡瑞是近代湖南最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之一,他撰写的《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在全国都卓有影响。皮锡瑞,宇鹿门,一字麓云,1850年(道光三十年)出生于善化,因仰慕西汉今文经学大师优生,自命所居为“师伏堂”,故人称“师优先生”。皮锡瑞四五岁时随母亲识字,6岁入私垫,1863年(同治二年)取秀才,1873年(同治十二年)举拔贡,1882年(光绪八年)再中举人。但以后困顿科场,多次会试不中,遂不问仕途,除了短期为人做幕僚外,大部分时间都从事经学研究和主持书院、学堂。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他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国家的命运十分关心。维新运动时,皮锡瑞应邀担任在长沙成立的南学会会长,主讲学术一门,先后讲演12次,都贯穿汉宋,融合中西,宣传变法维新,听者无不动容。戊戌政变后,他被革去举人,交地方官管束。于是,他谢绝众多书院的聘请,专心在友人家做家庭教师,授读之暇,便潜心著述。1899年,他进50岁时,“发不尽满胸郁积”,遂作自寿联一副:“阅世五十年,所欠一死;著书百万字,不值半文。”1901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奏请开复了他的举人称号,但仍须严加察看,所以他的晚年境遇很不自由。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3月,年仅58岁的皮锡瑞于家中逝世。

  皮锡瑞博通群经,于今文经学造诣尤深,被人誉为”研精汉儒经训之学,宏通详密,多所发明”,是晚清经学大家。他主张解经应该不抱成见,实事求是,因而持论公允。他认为六经是孔子晚年为遗教后世而作,所以“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自天子以至士庶,不读经尊孔便无以自立。皮锡瑞治《易》,定《易》是孔子所作;治《春秋》,认为《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为改立法制;一般学者治《诗经》,都崇尚“毛诗 ”,但皮锡端以为它不及“三家诗”,这些都是颇有创见之说。从治学方法而言,皮锡瑞虽然主张读经应当讲求微言大义,但也不提倡空发议论。他说:“宋儒体会语气胜于前人,而变乱事实不可训。”意思是宋代儒生领会古代经籍的含义比前人强,但有时喜欢改变史实,这是不足取的。他又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从今文经学的角度看,许多观点与他是相同的,但“惟武断太过”。在评议观点与他是相同时,他虽严守今文经学的立场,却并不全凭门户之见以定是非,认为“今古文皆有师承,不可偏废”。从治经途径看,皮锡瑞早年治《尚书》中治郑学,晚年博通,着力于经学史的研究。他花费10年时间撰写了《尚书大传疏证》,此后又写了《尚书古文疏正辨证》、《史记引尚书考》、《尚书古文冤词平议》、《尚书古文考实》、《今文尚书疏证》、《尚书中侯疏证》等著作。其中《今文尚书疏证》被王先谦称为“条理今文,详密精审,兼诸大儒之长,而去其弊,后之治今文者得是编为前导,可不迷于所往。”是一部近代今文经学力作。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皮锡瑞作了《孝经郑注疏》,以后治学重点逐渐转向郑学,陆续写出了《郑志疏证》、《圣证论补评》、《六艺论疏证》、《鲁礼袷义疏证》等书。他推祟郑玄在礼学方面的成就,以为郑注三礼“有功于圣经甚大,注极简妙,并不失之于繁”。他认为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的治学的特点是通博的表现。但他这种褒扬郑学的态度,遭到清末一些强调今古文门户之分,指斥郑玄淆乱家法的经学者们的责难。

  作为一位经学家,皮锡瑞最有影响,流传最广的著作是他的《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经学历史》为授徒而作,讲述从孔子删定六经到清代经学复兴的经学发展史,虽然篇幅不多,材料、内容都比较简略,而且是从今文经学家的立场上评论各家经学思想和各种经学流派的,但无论是在皮锡瑞的时代还是在缺乏经学通史的今天,这本书都是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入门之作。《经学通论》是继《经学历史》之后进一步阐明“六经大旨”的概论性著作,目的也是为初学者指出治经门径。全书以经分卷,集中阐述了儒家各经的撰著、内容和流传方面的特点以及后代研究的得失。此外,皮锡瑞还著有《春秋讲义》、《王制笺》和《师伏堂笔记》、《师伏堂诗草》和《师伏堂骈文》等。他的骈文在当时颇有声名,不少作品被王先谦选人《骄文类纂》中。

  皮锡瑞一生以两件事为要务,一是撰述,二是教学。早在1890年(光绪十六年)他应邀任桂阳龙洲书院讲席,1892年又主讲南昌经训书院,长达7年。他“培植人才;开通风气,及门弟子科第既盛,又多通达时务”。1903年再任湖南高等学堂师范馆伦理经史讲席。此后他又先担任湖南善化小学堂、高等学堂及附属师范馆的监督、讲师等职。因而他又是近代长沙一位名声卓著的大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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